[8]将宪法的退让和法令的前进合观我们会发现，国父们在宪法中的折衷和妥协并非对奴隶制的道德漠视和无能为力，而是在保证宪法得以通过的前提下将奴隶制圈定在既有的范围之内抑制它的扩张，相信立国所凭借之绝对自由平等观念在美国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足以让奴隶制自然消亡。

各国均应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法院工作的推动作用，致力于进一步扩大信息技术在法院工作中的应用，使法院工作更为透明、高效，更好践行司法为民，让公众获得更为便捷高效、惠而不费的司法服务。我们相信，电子化送达将最终普及，司法机关将会与时俱进地加快推行电子送达的进程。

但是，以上做法并不是硬性要求。另一方面，要探索使用庭审录音录像简化或者替代书记员法庭记录。上海法庭已全部实现高清智能化。使用庭审录音录像简化或者替代书记员法庭记录，是完全可能的，若干年后，应当在我国普及。在立法上，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八十七条新增了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送达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内容，但是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类似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探索电子送达的实践，但是做法上不统一、不规范。

以上做法克服了传统文字记录存在的弊端：记录不全。推广在看守所、执法办案单位等场所内建立速裁办公区，推动案件信息共享及案卷无纸化流转，促进案件办理的简化提速。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对法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集权模式正是要保护底层人民利益免遭强势集团的侵犯和对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失败者进行救济，实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自由价值。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价值观必须建立在精神健康人的假设基础上，因为只有健康人的选择、爱好和判断才能向我们表明什么是对人类有长远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渡过一次次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意识形态深入人心。

两党制的竞争模式可以简化问题和更好地反映党争民主制的实质，所以本文中的党争民主制特指两党竞争民主制，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以美国为案例。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在全体会议上有多少成员就有多少张票的有道德的共同体。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被中国人民认为是具有达到三个代表标准的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就解决了，因为三个代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主的政党，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要让儿童具有这种爱，可靠的办法是父辈们自己先有这种爱。政治自由主义主张权利优先于善，主张民主，主张法治，言必称亚里士多德。我们现在对政治与道德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而且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也远远非两千年前所能比拟，因此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古典著作得到回答。

二元宪治体制是一种双层的法治结构，法治的统一性要求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一起来。自由主义主张的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政治。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历史的选择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参政党，是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建立新中国。

行为主义者推行的这种方法把心理健康定义为人们学会适应社会，而不是使社会适应人类的需要。第二，意识形态领导权之所以是非强制性的，是因为它的无意识性。

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理性主义奠定了科学世界观，科学技术的发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巨大进步。

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其中最基础的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也就是价值层面的正当性。同时考虑最坏和最好的情况，法治并不比德治优，德治也不比法治强。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一种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在于其是否真正实现了它想要实现的价值，实际效果是检验制度的最终标准。节俭被看作贪婪，而占有欲却不再被视为贪婪。

由此，荀子提出了法德共治的模式：明礼义以化之，启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社会主义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76]在吸收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优点的基础上，马斯洛通过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尽管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提普世价值，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恰是普世价值，其与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价值没有任何区别。

在孟德斯鸠看来，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无需很多道义便可维持或支撑。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是党导民主制。

社会主义必须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成果基础上弥补第一波现代性之不足，建立起宪治的、法治的和民主的，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自由为价值的现代社会主义。[79]马斯洛的人本主义主张肯定地看待人及其潜力，强调发现并发展人的更高的天性。[70]由此可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第二波现代性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孟德斯鸠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则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市民社会（经济社会）是伦理的丧失，表现为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马克思超越了一般私法将财产权当作个人意志对物的支配权利的成见，深刻揭示了财产权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本质。

第一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第二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现代的财产权制度把人类的大多数人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59]变成了无产阶级。立宪党导民主制 当然，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这也是酿成文革等灾难的主要原因。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福柯等人的自由属于此类。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仅仅是经济绩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领导党内部，党中央集权。

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施特劳斯因此在其《古今自由主义》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perverted liberalism），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

事实上自由主义几乎必然地走向唯法律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前提假设是个人的公民美德，能够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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